而新的草根艺人如果没有过硬的素质，遇不到好的经纪人，又会重复那些很普通的故事，迅速走红、接着迅速沉寂。

“我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词曲作者。”柳如烟对陈明洛说道。

其实，柳如烟对于陈明洛还是有一些期待的，毕竟当初陈明洛给她写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而陈明洛的另外一些身份，也让柳如烟觉得他是一个音乐界的隐世高人，偶尔小露一手，都能让人感到那股锋锐之气无与伦比。

陈明洛也很明白这件事情，但是他觉得自己做这种事情可一而不可再，帮柳如烟救救急是可以的，但是要长期依赖自己搞词曲开发，那就不成体统了，所以这事儿还是要归结到经纪人团队建设上去。

“国内的词曲作者虽然大牌，但是港台的似乎更适合你一些。”陈明洛考虑了一下之后，就列出了几个人的名字，表示柳如烟可以找这几个人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重金收买几首好歌。

“都是港台的啊——”柳如烟看了之后也是有些意外，心说陈明洛对那边儿似乎是很熟悉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今柳如烟这个形象和风格，确实是只适合使用港台那边儿的音乐人来为她量身定制新歌，而且那边儿的音乐人都比较敬业一些，至少是拿了钱会认真办事儿，不至于弄出一些不上不下的东西来糊弄主顾。

在国内就很难说了，虽然说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出手确实不同凡响，但是歌曲风格上面跟柳如烟的形象差别太大了，而且这些人往往都是被几个文工团包养了，等闲人根本用不上人家。

至于大部分的词曲作者，则基本上都混得非常不如意。

在内地流行音乐界，无论是顺风顺水的兴盛时代，还是惨淡经营的低潮阶段，词曲作者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他们默默无闻地给那些台前风光无限的歌手们输送着营养，自己却忍受着不合理规则下的层层盘剥。

在娱乐业的权利博弈和利益分配体系中，编剧和词曲作者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往往被轻视、被忽略，雇佣工的角色使他们无法奢望与导演、演员和制作人、歌手享受同样的权益。

国内乐坛不尊重作者、好歌越来越少等等都是事实，这些老问题由于长期得不到解决，致使歌手和词曲作者的权益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

一个歌手出场费可以达到三十万，而词曲作者却什么也得不到。

在收益分配悬殊的情形下，好歌自然就少了，大家的创作热情在降低，很多人不劳而获，这种体制自然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再加上歌曲公开发行后，版权使用的混乱和盗版的泛滥，也给国内音乐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大量障碍。

尽管像《在希望的田野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在电台里被播放了几十年，但这并不能帮助歌曲的创作者施光南摆脱生活的窘境，事实上四十九岁的施光南在去世前贫困交加。

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艺术家的歌曲在电台或者电视台被播出，就要付给艺术家一定的版权报酬，可惜的是国内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

国内词曲作者所能够获得的报酬非常至少，有可能就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而与此对应的却是歌星少则数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的出场费。

总而言之，如果不是被御用机构包养的话，想要在内地做一个词曲作家是很悲哀、很清贫的，也没什么积极性。

这种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的做法，可以说是对原创音乐市场的榨取，而不是培育，在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上没有太高的价值。

“在国内想要搞原创音乐，路子确实比较狭窄，所以我们也就只有借重于港台的力量了。”陈明洛提起这事儿来，也是觉得有些郁闷的。

这也没什么办法，毕竟国内已经享受免费成为习惯了，对于侵权这种事情，真的是比较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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