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武给出的保证是绝对不耽误这边的工作，也是以厂里的工作为主。
人情债，李怀德都懂，谁欠谁的已经说不清楚了，都是在东城这个圈子里混，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事不能拦。
从厂里出来，又赶着时间到卫三团驻地开了个会，同时处理了一些文件。
还没等忙活完呢，分局的电话就追上来了。
李学武太清楚办案了，只要是接在手里，那就没个闲下来的时候。
他现在领着两份工资呢，得跟两个单位协调好，不然这就属于干私活了。
昨儿郑富华也说了，这是部里同意了的，稍晚点确定案情应该就会有协调函下来了。
如果侦办的时间较长，该给补助的要给补助，该用人的要给人事函，没谁能随便请假。
李学武接了电话赶到分局的时候，这边会议室都等着了。
案情分析会，先是再次确定了案件的侦办小组机构，也就是由郑富华主管，赖山川主办，新增加了李学武负责协助办理的内容。
李学武的协助办理后面跟了个括号，内容是审讯和指导。
意思很清楚了，他不是主办人员，工作时间具有弹性可调的特点。
今天这场会议都在等着他，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当然了，也别觉得很牛逼，这在工作中是很正常的现象，对于李学武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这么重视你，这么尊重你，要是没有真功夫亮出来，真成绩表现出来，那不用人家说，自己都会没脸。
“法医给出的结论”
有办事员帮李学武整理了资料递在他手边，主持研讨会议的赖山川介绍道：“张淑琴应该就死于两个月前，很有可能就在29日当日”。
李学武微微抬了抬眉毛，继续看着手里的材料，前面的论证内容他不懂，但结论很模糊。
毕竟时间太长了，两个月，又是气候变化较大的季节，再精确的时间已经不能确定了。
“说说理由”
郑富华抬了抬手，示意赖山川说道：“同时讲一下死者的情况”。
“好的”
赖山川翻开手里的笔记本，看向郑富华汇报道：“按照调查结果显示，张淑琴在取钱后是与同事结伴离开的，这一点信用社有人能证明”。
“而张淑琴的同事确定两人是在王府井商场门前路上分开的”
他汇报到这里，看了看手上的笔记，再一次开口讲道：“针对其供销社同事的调查显示，其有在商场购物的票据”。
“有人证对吧？”
郑富华点了点桌子，算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提醒李学武。
“我记得当时是按照偷窃案来办的，相关人员都要调查的”。
“是，是有商场里的人证”
赖山川确认道：“按照当时的走访调查结果显示，其在购买皮鞋的时候因为价格原因还与售货员讲到她自己也是售货员来着，这一点很清楚”。
“虽然售货员的笔录和相关柜台票据显示她是一个人在购买商品，但并不能证明两人是何时分开的”。
“所以要先确定这个供销社的售货员到底有没有说谎！”
郑富华用手指敲了敲桌子，目光看向李学武，说道：“一会儿就要看你的心理学技术了”。
“心理学也不是万能的，更不是测谎仪器”
李学武无奈地笑了笑，道：“综合判断吧，赖处长继续讲吧”。
“我也是有所怀疑的”
赖山川皱了皱眉头，道：“以前还在想是不是能从她的身上找出些线索来”。
说到这里，他又摇了摇头，道：“现在尸体出现在了金鱼池，除非她参与了团伙作案，否则完全没有时间单独作案的”。
一边说着，一边拿出案宗材料讲道：“我们做过实验和对比调查，两人是在下午两点十一分分开的，柜台售货员给出的大概见面时间是两点半左右”。
“按照购买票据所消耗的时间，以及她回到家里遇见熟人的时间掐算，完全没有时间用来作案”。
“这是我们的实验结果”
赖山川拿出一份文件推到了李学武的面前，示意他可以看看。
“从信用社出来，到王府井商场是2.6公里，骑行需要十五分钟到十八分钟”
“假设两人在王府井分开，张淑琴如果是自己骑行，那么她到金鱼池和家里的时间正好对半”。
“王府井商场到金鱼池基本上是一条支线，2.3公里，十四、五分钟就能到”
“而王府井商场到阡儿胡同死者家里的距离是5.5公里，骑行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很特殊的就在这里了”
赖山川瞪了瞪眼睛，讲到：“如果按照最近骑行距离，也就是张淑琴每日上下班的行动轨迹来看，她在珠市口东大街的拐点处去金鱼池也就是几步路远”。
“现在我就搞不明白了，她取了钱说跟同事一起去逛街买东西还情有可原”
“现在涉及到诈骗了四万五千元，还要带着同事一起，这也正是我们怀疑她携款潜逃的原因”
“但是现在她死在了金鱼池，她去金鱼池干什么？！”
“要坐火车离开，那她骑过头了啊！”
“嗯，这是个关键点”
郑富华皱眉点头道：“如果按照这一猜想往下追查的话，那她从王府井分开后单独行动时开始计算，到金鱼池这段距离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
这个时代的制度和管理是有缺陷的，一方面是没有电子办公，无痕迹可以追溯，另一方面是没有监控可以按人头调查。
所以就会出现案宗上所显示的，信用社的会计和出纳是一个人，供销社的出纳可以一个人拿了货款现金然后去逛街。
李学武特别考虑到是否有人会钻这里面的空子，所以对案宗资料上的环境调查看得很仔细。
尤其是本案的关键点，那伍万元钱，到底是怎么消失不见的。
信用社的管理环境调查显示，信用社的建立和制度主要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解放初期到五八年，这段时间是信用社普遍建立和大发展时期。
当时，根据上面组织要推行合作化政策的指示，在全国广大农村推行“三大合作”即：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
虽然当时的信用社是由小农经济发展起来的，规模比较小，管理水平低，但我国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由此起步。
第二阶段是五八年到现在，这段时间是信用社经历管理波折和调整时期。
此时，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在特殊的方针和特殊政策的影响下，都有所变动。
尤其是信用合作事业首当其冲，变动最大。
特别是今年，农村信用社的端口管理已经交给公社和大队了，职权和人事制度上的管理很不规范。
因为同在合作社体系内，所以供销社的货物资金有一部分是在信用社存管的。
李学武看着资料上的管理漏洞是既纠结又特么无奈。
不用很奇怪，这个年代很多管理制度不规范，全靠自觉和道德品质来约束。
你还别说，除了个别特殊的案件，这种道德约束力还挺高的，甚至比法律都高。
你看后世管理模式就懂了，为啥说全是血的教训总结出来一堆看似傻瓜的操作制度，其实是落后的制度规范制定模式决定的。
出了事才特么知道堵漏洞，损失不大堵的也不全面，好像故意留个口子在这给那些大聪明犯罪用的。
你就说会计和出纳能不能是一个人来兼任，出纳能不能带着公款出去逛街，这个问题九十年代末都没有长教训。
听赖山川汇报结束，李学武合上了手里的材料，看向赖山川问道：“有没有找到死者的自行车？”
“什么？”
赖山川被他问的一愣，随即看向桌子边上坐着的刑事组负责人。
“找过了，案发时在找张淑琴的时候就调查过死者是如何失踪的，有关注过自行车”。
刑事组负责人皱眉道：“但查无所获，就像跟死者一起消失了一般”。
“当时我们也在想，是不是沿途丢弃了，或者藏在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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