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永言可不管那么多，军队他不要了，而且有明国教官在那边，他也不敢保证现在军队还能听自己的。

眼下，只要保证亲兵队伍还听他的就可以，亲兵都是他花钱在养着，好吃好喝精锐非常，到时候润的时候带着亲兵们一起走，就能保证自家的安全了。

这些年做军官，他攒钱也不容易。

职位不高的时候靠着吃兵肉喝兵血，辛辛苦苦攒下来一笔钱，等职位高起来之后有很多人给他送钱，他花天酒地至于也会把所得到的钱大部分都交给自己的妻子储存起来。

为了方便跑路，卢永言把多年积蓄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还是铜钱，装成坛坛罐罐藏起来准备带走，南宋铜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硬通货，都能使用，很多国家都认这个，所以需要持有一些。

另一部分就兑换成其他价值坚挺的保值货，比如黄金白银、铜制器皿和蜀锦等等，减少占有空间，方便搬运跑路。

至于家里的房屋和一批不动产业，卢永言也很有前瞻意识的在得到之后就安排转手卖掉，卖掉的钱也是两部分处理。

所以在眼下这个紧张的时刻，卢永言其实是准备最充分的那一批人当中的一个。

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卢永言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

当然，有准备的人绝对不仅仅只有卢永言一个，聪明人永远不少，行动力强的人也永远不少。

伴随着明国黄河改道工程即将完工的消息在杭州传播，相当一部分军官、文官都开始行动起来。

以至于在洪武八年三月、四月间，杭州城内的商业交易市场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期，很多优质商业资源被放出来，并且售卖转让的价格很低，打了不少折扣，让人觉得只要买下必然血赚。

不过，经过几轮战争的摧残和杭州朝廷为了生存而展开的残酷剥削，杭州民间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还有钱能买这些优质的商业资源了。

有钱的都是官僚自己人，自己人都准备润，谁会在这个时候当冤大头？

于是这些原本优质的商业资源几乎没有本地人愿意买。

但是有一批人愿意买。

有明国背景的商人。

这一切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第二次明宋战争的和平条约签订之后，整个江南国的商业市场被迫完全向明国开放，明国商人可以购买并且独立经营任何位于江南的商业店铺，江南国官方并不能予以限制。

且江南国官方不能在税收方面予以打压，必须要维持在合理的区间内，而这个区间，需要江南国政府和中都朝廷共同商定。

简而言之，明国商人在江南国做生意所需要缴纳的一系列相关税收，江南国官方都没有最终决定权，决定权实际上在明国手中。

明国为了保护本国的国家对资本力量，当然会强迫江南国设定极低的对明国资本的税收，甚至还有相当多的免税环节。

而这一切，江南国本土民营商业是不具备的。

于是在这个环节中，明国国家队控制下的商品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对江南国本地商品形成了绝对的价格优势，于是就造成了明国商品大规模倾销江南的现象。

除了盐这个杭州朝廷的财政命脉坚持不开放之外，其他各行当几乎都被明国打开了。

于是明国先进的生产体系就体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

大量明国工场通过科学合理的流水线模式生产出来的商品在价格上是具有相当优势的，他们生产出来的优质且廉价的布匹、农具、锅碗瓢勺等百姓非常需要的正常商品开始大规模倾销江南。

很短的时间内，质优价廉的明国商品就把一大片江南本地商人经营的产业给干翻了。

江南本土商业势力节节败退，不断被明国国家队资本力量挤兑到破产，然后被并购，进一步增强明国国家队资本对江南的经济控制。

在这个过程中，杭州朝廷脆弱且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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