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4章 强烈反响
七月五日，陶勇在京城市委党校厅局级以上干部理论培训班上，发表了题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重要讲话，第二天便刊登在《京城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上，顿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京城在共和国政治上特殊的地位，引发了连锁的反映，《rm日报》在理论版全文转载了陶勇的讲话，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讨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比较强烈，说陶勇是杞人忧天，过于敏感。
左江是在接到陶勇的电话后，让陈志欣从学校里找来的《rm日报》和《京城日报》看到陶勇的讲话，全文看过之后，左江不得不承认陶勇这篇文章做得十分精彩，左江和陶勇的谈话只能算是一个提示，陶勇却做足了功课，从那辆初期到改革开放，从东欧巨变到苏联严峻形势，一环扣一环的分析，而且找足了理论依据，在政治上陶勇无疑是行家里手。
陶勇在讲话的开篇就提到：“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左江其实根本不知道“和平演变”这个名词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由美国议员杜勒斯、凯南提出的，还以为是苏联解体后才从理论上产生的，而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在50年代末就敏锐的发现了这一问题。看着陶勇的讲话心里不由得汗颜万分，从陶勇对篇讲话下的功夫看，显然他对此是极为重视，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做足功课，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表现。
50年代后期，毛泽东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到：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毛泽东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历史性的悲剧，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
陶勇讲话的布局很巧妙，由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对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论述中，引到了苏联的身上，接着开始论述苏联现在的形势，他说，毛泽东主席就曾敏锐地指出：“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认为，这类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
陶勇在讲话是提到：赫鲁晓夫时期，他领导的苏联同样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提出了西方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此，中共给予赫鲁晓夫以有力的反驳，从此中苏就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矛盾和争论，中国称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最后中苏决裂。
陶勇在讲话中最后提到：毛泽东主席认为，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和干部，为了防止自己脱离群众直至蜕化变质，除了应当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严于律己以外，还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他说，“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民主党派。“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些主张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各大报刊都纷纷发表理论文章，参与到这个大讨论之中，国家和省级电视新闻中也多次播发大讨论的新闻，正反两个方面都在，理论观点针锋相对，但都是一些搞理论研究的学者提出的，共和国的高层都保持了沉默，没有表明自己的观点，可那些学者则是他们利益代表，由他们冲锋陷阵，这是政治上的需要，一句话就可能将自己置于万劫不复之地，陶勇旗帜鲜明的态度无疑是一场政治赌搏，赢了则扶遥之上，输了则一厥不振，因此都在观望之中，大讨论则逾演逾烈。
大讨论所以针锋相对，其实是陶勇的讲话中的一段话触动某人的神经，很有可能触及了他们的即得利益。这段讲话全文是：应当看到，由于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发生腐化堕落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也不难解决的。但是，如果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特权阶层、贵族阶层，那么，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得严重起来，党和国家政权就真的面临变质的危险了。因此，毛泽东强调，为了打掉官风，使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防止特权阶层贵族阶层的形成，我们必须“肃清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必须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同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八月十九日，苏联发生政治事变，举国上下一片哗然，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虽然事变3天后就以失败结束。政变的发动者本想挽救苏联这个濒临解体的超级大国，而政变失败的结果则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的政治事变让上层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危险性，支持陶勇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反对声逐渐变弱，但上层还在观望着苏联形势的变化，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新联盟条约把这些加盟国松散地拼凑在一起，把原来高度统一的国家变成一个国家的联合即邦联。事变后，又有一些共和国要求独立。9月6日，新成立的苏联国务委员会承认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独立，这是苏联瓦解的一个突破口。
进入12月，苏联迅速瓦解。12月1日，人口和经济实力占苏联第二位的乌克兰全民公决，赞同乌克兰独立。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甩开坚持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戈尔巴乔夫，共同签署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协议说，“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正在停止存在。”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11个共和国的领导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举行会晤，声明这些共和国准备以“平等的创建国”参加“独立国家联合体”，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停止存在”，并通知戈尔巴乔夫，取消苏联总统这一职务的设置。
1991年12月25日，世界将记住这一天。上午10时，戈尔巴乔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精心准备将于晚上发表的告人民书。下午，戈尔巴乔夫同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科尔、英国首相梅杰、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在宣布辞职前，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最后一道总统令：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晚上19时，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辞职讲话。讲话一结束，他就把发射2.7万个核弹头的“核按钮”(一个装有发射苏联核武器密码的1.5公斤的黑色公事包)郑重地通过“独联体”武装力量临时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上空那面为苏联几代人所熟悉的印有镰刀斧头图案的苏联国旗在沉沉夜色中最后一次降落下来，苏联历史合上了最后一页。
第二天上午,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
至此，上层迅速的做出反应，统一了思想，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号召，长达五个月的大讨论也就此终止，陶勇的政治地位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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